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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的炉户身份自由,来去自便,但“炉”却是相对固定的单位,有照贴才能开炉炼铁。

    严四郎的曾祖只身来到莱芜监寻活命时,只能做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鼓风小工,传到其父时,就已经做到了炉头,等严四郎当家后,更是靠着四代人的积累,与人合伙,从原来的东家接过了高炉照贴。

    其时官府课二成铁税,另外八成许自行售卖,最初的几年倒也得了些钱,但崇宁年后,朝廷改革铁政,在上缴二成铁课的基础上,另外的八成出产也要全部压价售卖给官府。

    市面上生铁一般能卖到35文每斤,高炉全力运转一年也就能炼十余万斤铁,刨去课税、矿石、煤炭和人工成本等开支再分成,一年满打满算也就能得百十贯钱,而官府的收购价仅30文每斤,直接抹掉了大部分利润。

    合伙人眼看利润微薄,撤资别寻他业。

    严四郎却是个认死理的,认为如今天下太平,无论是百姓置业,还是朝廷兴土木,都少不了用铁,听说南方诸州上缴的铁课全作浸铜之用,天下到处都要用铁,而且需求不断增加,炼铁又怎可能没有出路?便咬牙坚持经营。

    随后,京东西路坑冶司、提辖检踏置了又罢,罢了又置,政策时紧时松,加上官府因为屡屡拖欠炉户的铁料钱,不得不默许炉户私自售卖部分铁料补贴经营,倒也挺了下来。

    谁知,近两年不知怎的,粮价不断上涨,严四郎早年经营好时,也曾置下了二十余亩水田,两个儿子,长子严冶随自己炼铁,次子严铁耕田养家,短期内倒是饿不死,但炉上雇佣的几个客户却是全靠工钱买粮,若涨工钱,自家便不得钱,不涨工钱,又留不住人,没奈何,几个惯用的熟手相继离去。

    好在此时莱芜监多的是无以谋生的客户,有人一家老小拖累重,自也有人拖累轻,旧人去了新人来,还是能够勉强支撑的。

    当汤隆以购置铁锭的名义,了解办矿买炉事宜时,严四郎便看在钱的份上,同他多聊了几句,劝这个精于打铁却不擅炼铁的关西汉子趁早死了这条心。

    汤隆外表粗豪,内里却是极为敏感的性子,不谈其与表哥徐宁的狗血故事,只说当初徐泽离开延安,隐晦的邀其同行,其人还放不下身段。

    不曾想,才过两个月,自己就落魄到要寄身徐泽之篱下。

    到梁山后,徐泽所为更是大大超越汤隆的想象,了解的越多,感觉自己与徐泽的差距越大,当初没有选择一起来梁山就够后悔的,如今好不容易有了做事的机会,承买铁炉的事没做成,怎能这么灰溜溜的回去?

    寻了几天,暂时找不到合适的炼铁炉后,汤隆心一横,跑到严四郎的炉上,干起了拉风箱的小工,指望着边做事边偷艺。

    严四郎当然能猜到汤隆偷艺的心思,也不知如何想的,其人竟然应了,只有一个条件——没有工钱。

    直到初六大早被严冶唤醒,看到已经崩坏的高炉时,严四郎老泪纵横,终于想明白了自己为何迟迟不愿弃业的原因——这可是自家五代人百余年的心血凝聚之所啊!

    “严东家,莱芜监现有多少炉户,监衙又是如何管理各矿冶和铁坑的?”一阵沉默后,徐泽开口打断了众人的沉思。

    “小老儿曾听监当相公提及哲宗朝时,莱芜监曾有主户七百六十四,客户二千二百八十七,现今具体户数实不知,只是以各冶、坑的经营状况推测,估计不会超过其数的八成。”

    见徐泽听得很认真,严四郎又接着讲:“监衙官吏主要是核查各冶、炉、坑产额,并依此调整税额,对各户具体如何经营倒是不甚干涉。”

    “是不是说只要有照贴,多建了炉子多缴些税便可。”

    “确如观察所言。”

    看来,选择此处确实没有错。

    以梁山为中心,七百里直线距离以内的邢州綦村冶和磁州固镇冶务,冶铁技术都远比莱芜监先进。同样通水路(大运河),只比莱芜监远几十里的徐州利国监,技术也比莱芜监先进,而且规模更大。

    徐泽放弃条件更好的三地,唯独选择莱芜监,看中的,不仅是相比其他三处“不起眼”的地理位置,更重要的是此处管理混乱,官吏眼里只有钱的“好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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