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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负。他是愿意当官的，而且想当大官，但是官运一直不怎么好；而墨子则一生都是布衣，他不屑于和当权者合作，而是自己另起炉灶，在信徒中间建立起践行自己主张的社会组织。
墨家跟儒家其实有共享的价值观，都对残酷的现实不满，要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出来，墨家也讲仁、义，他们对儒家的批评就是指责儒家还不够仁、义，墨家是激进主义的儒家，儒家只是反抗“暴力即权力”的“残酷现实”，而墨家则要反抗“权力”、反抗“现实”本身，是激进主义的理想主义者。
儒家反对统治者以暴力建立权力秩序，主张权力的正当性是仁义，权力秩序的维持应依靠以仁义为本的“礼”来施行，而儒家把上一个时代的权力秩序周礼进行了改造，注入了仁义的本质，这也是儒家温和的理想主义的特点，他不激进，不是把现存的东西一切推倒重来，而墨家则从根本上反对“权力秩序”，儒家想用仁来改造“权力”的暴力本性，但还是承认权力秩序的合理性，把现实的权力秩序的等级结构与仁结合，所以儒家的仁是有差别的，
墨家却讲“兼爱”，就是反对爱有差别，本质上就是不承认权力秩序结构本身的合理性。既然权力秩序本身没有存在的价值，那么维持权力秩序就没有必要，所以墨家反对“礼”，因为维持权力秩序的“礼”，要消耗社会财富。所以尽管墨家不反对孝，但反对儒家为了建立“孝”的秩序而大搞丧礼，厚葬消耗大量人力物力，不利于社会财富的扩大再生产，相反，墨家提倡节用，推崇苦行。
儒家反对现实中那些“残酷”的东西，所以面对战国时代充满战争的现实，儒家并不反对“战争”本身，而是反对“不义之战”，而墨家则从根本上反对“战争行为”本身，所以墨家讲“非攻”，反对一切的战争。
激进主义的理想主义墨家，从根本上否定现存的一切的合理性，所以墨家不愿意与当权者合作，也无法得到当权者的任用，同时也就失去了施展自己主张和思想的舞台，也没有了伸张自己主张的喉舌。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儒家是“毛”，只有附着在“皮”上才能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儒家需要平台才能展示能力。而墨家，则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墨家的弟子们只听命于墨家的最高首领——巨子。也就是说，墨家本身就是一个平台。简单地说儒家是找一个平台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墨家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搭建一个平台。
因此，统治者们都会把墨家视为威胁，尤其是统一王朝的统治者们。因为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出现两套领导班子。这就是墨家为什么能在烽烟四起的战国时期遍布全国，而在统一的秦汉时期就迅速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墨家在国家政权之外有自己的纪律严格的民间团体，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黑社会，或者说是某些邪教组织和非法组织，墨家的领袖巨子，其实就是这个组织的老大。他们有自己的组织系统，且内部分工明确，能人辈出，涉及社会得个阶层，各个领略。就像是独立于统治者以外的另一个王国，在巨子的领导下，开辟属于自己的盛世长歌。
针对这种情况，统治者肯定是不愿意看到的，这冒犯了他们的威严，威胁到他们政权的安全。就像是现在社会，我们的统治阶级可以容忍黑社会或邪教和非法组织的存在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它们一定会成会统治阶级不遗余力打击的对象
儒家增养出来的是“士”，而墨家培养来出的是“侠”。“士”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侠”则以惩强扶弱，扶危济困为己任。“士”需要统治者们提供平台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侠”则可以在自己的规则内做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情。这就是“士”和“侠”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是需要一个能给自己办事的机构，还是需要一个可能成为敌人的组织呢？答案就再明显不过了吧！
通过以上阐述证明，封建社会的统制者，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都是不可能选择墨家的思想和主张的，而选择儒家、道家和法家的结合体是必然的。
如果说一定要选择墨家的思想和主张的话，那就可能一个天下就会有两个皇帝，一个是皇帝本身，另一个是墨家的巨子。前面说过，墨家组织的人都要尊崇巨子的号令，如果朝堂之上用的都是墨家的学者，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墨家巨子掌控了朝廷，这不就架空了皇帝本人了吗。
这是极其危险的信号，而墨家巨子既是大家的精神领袖，又是具体的发号施令者，那样的话皇帝们的位置就十分尴尬了。这样国家就有可能像是中东某些政教合一的国家一样，或者成为和近代西藏一样的情形，古代的帝王们，能容忍这样的情况出现吗？
综上所述，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虽然都称得上是千古一帝，但他们也有局限性，他们就是一个封建帝王，他们的一切所作所为，首先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其次才会考虑社会发展和民生。而当时的老百姓思想守旧，行为固化，他们也不可能广泛地接受墨家这样的思想主张，只有极小一部分社会的精英群体，或者先知先觉者，才能接受墨家的主张，所以墨家消亡也就在所难免了。
抱负。他是愿意当官的，而且想当大官，但是官运一直不怎么好；而墨子则一生都是布衣，他不屑于和当权者合作，而是自己另起炉灶，在信徒中间建立起践行自己主张的社会组织。
墨家跟儒家其实有共享的价值观，都对残酷的现实不满，要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出来，墨家也讲仁、义，他们对儒家的批评就是指责儒家还不够仁、义，墨家是激进主义的儒家，儒家只是反抗“暴力即权力”的“残酷现实”，而墨家则要反抗“权力”、反抗“现实”本身，是激进主义的理想主义者。
儒家反对统治者以暴力建立权力秩序，主张权力的正当性是仁义，权力秩序的维持应依靠以仁义为本的“礼”来施行，而儒家把上一个时代的权力秩序周礼进行了改造，注入了仁义的本质，这也是儒家温和的理想主义的特点，他不激进，不是把现存的东西一切推倒重来，而墨家则从根本上反对“权力秩序”，儒家想用仁来改造“权力”的暴力本性，但还是承认权力秩序的合理性，把现实的权力秩序的等级结构与仁结合，所以儒家的仁是有差别的，
墨家却讲“兼爱”，就是反对爱有差别，本质上就是不承认权力秩序结构本身的合理性。既然权力秩序本身没有存在的价值，那么维持权力秩序就没有必要，所以墨家反对“礼”，因为维持权力秩序的“礼”，要消耗社会财富。所以尽管墨家不反对孝，但反对儒家为了建立“孝”的秩序而大搞丧礼，厚葬消耗大量人力物力，不利于社会财富的扩大再生产，相反，墨家提倡节用，推崇苦行。
儒家反对现实中那些“残酷”的东西，所以面对战国时代充满战争的现实，儒家并不反对“战争”本身，而是反对“不义之战”，而墨家则从根本上反对“战争行为”本身，所以墨家讲“非攻”，反对一切的战争。
激进主义的理想主义墨家，从根本上否定现存的一切的合理性，所以墨家不愿意与当权者合作，也无法得到当权者的任用，同时也就失去了施展自己主张和思想的舞台，也没有了伸张自己主张的喉舌。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儒家是“毛”，只有附着在“皮”上才能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儒家需要平台才能展示能力。而墨家，则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墨家的弟子们只听命于墨家的最高首领——巨子。也就是说，墨家本身就是一个平台。简单地说儒家是找一个平台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墨家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搭建一个平台。
因此，统治者们都会把墨家视为威胁，尤其是统一王朝的统治者们。因为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出现两套领导班子。这就是墨家为什么能在烽烟四起的战国时期遍布全国，而在统一的秦汉时期就迅速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墨家在国家政权之外有自己的纪律严格的民间团体，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黑社会，或者说是某些邪教组织和非法组织，墨家的领袖巨子，其实就是这个组织的老大。他们有自己的组织系统，且内部分工明确，能人辈出，涉及社会得个阶层，各个领略。就像是独立于统治者以外的另一个王国，在巨子的领导下，开辟属于自己的盛世长歌。
针对这种情况，统治者肯定是不愿意看到的，这冒犯了他们的威严，威胁到他们政权的安全。就像是现在社会，我们的统治阶级可以容忍黑社会或邪教和非法组织的存在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它们一定会成会统治阶级不遗余力打击的对象
儒家增养出来的是“士”，而墨家培养来出的是“侠”。“士”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侠”则以惩强扶弱，扶危济困为己任。“士”需要统治者们提供平台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侠”则可以在自己的规则内做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情。这就是“士”和“侠”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是需要一个能给自己办事的机构，还是需要一个可能成为敌人的组织呢？答案就再明显不过了吧！
通过以上阐述证明，封建社会的统制者，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都是不可能选择墨家的思想和主张的，而选择儒家、道家和法家的结合体是必然的。
如果说一定要选择墨家的思想和主张的话，那就可能一个天下就会有两个皇帝，一个是皇帝本身，另一个是墨家的巨子。前面说过，墨家组织的人都要尊崇巨子的号令，如果朝堂之上用的都是墨家的学者，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墨家巨子掌控了朝廷，这不就架空了皇帝本人了吗。
这是极其危险的信号，而墨家巨子既是大家的精神领袖，又是具体的发号施令者，那样的话皇帝们的位置就十分尴尬了。这样国家就有可能像是中东某些政教合一的国家一样，或者成为和近代西藏一样的情形，古代的帝王们，能容忍这样的情况出现吗？
综上所述，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虽然都称得上是千古一帝，但他们也有局限性，他们就是一个封建帝王，他们的一切所作所为，首先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其次才会考虑社会发展和民生。而当时的老百姓思想守旧，行为固化，他们也不可能广泛地接受墨家这样的思想主张，只有极小一部分社会的精英群体，或者先知先觉者，才能接受墨家的主张，所以墨家消亡也就在所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