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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问题——在浙江这边跟海汉人硬拼的人不少，其中甚至还有朝廷命官，但如今坟头草可能都比人高了。
而且王焕听说县衙余捕头的亲兄弟就在海汉的盐场工地上做工头，余捕头这几天都称病告假，不问可知，只怕他也已经在工地附近替海汉人当看门狗维持秩序了。
事实上县衙这帮人只要有门路的，大多都会主动去向海汉人示好，以求得到一个发财的机会。修建盐场这么大的工程，只要海汉人能从手指缝里漏些活出来，那多少也是一笔收入了。退一万步讲，海汉人如今在象山县落了脚，今后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早点笼络一下关系，日后也好相处。总不能全像县太爷这样，送上门的好处不要，非得犟着脖子硬要跟海汉人对着干。
虽然没人敢在王焕面前表露出这样的想法，但王焕其实也不难感受到县衙里的气氛并没有偏向于自己这边。但他又不敢自行跑去海汉的工地闹事，也只能对县城外的状况装聋作哑，假装并不知道海汉已经在县内开工。
杨运是真的没有把王焕当回事，他手上事情一大堆，哪里还有心思去管王焕的感受。从那天王焕拒绝了他的拉拢手段开始，杨运便已经将这个人从自己的社交对象名单中划掉了。对杨运来说，不愿与海汉合作的大明官员都可以当做透明人看待了，如果这其中还有胆敢与海汉作对的人，那么再通知安全部出面解决也不迟。类似王焕这种贪生怕死又装模作样要守名节的官员，杨运打算等盐场建设工程上了轨道之后，再看看能用点什么手段将他从知县这个职位上弄走。
海汉并不怕打交道的大明官员伸手，怕的反而是对方不肯收受好处。只要肯收钱，那其手中的权力肯定也会有一个价格，而海汉最擅长的便是拉拢大明官员进行权钱交易。像王焕这种不肯收钱的，最好的处理方法便是将其弄走，换个愿意收钱的官员来坐这个位置。
在象山这边紧锣密鼓开始施工的同时，海汉为了这个盐场项目也开始在杭州发动人脉，向主管盐业的衙门官员送去好处，以便能为象山盐场今后的出产争取到一个官盐身份。
这个工作显然不会像在象山县花钱征地那么轻松，要约见这些官员，议定一个合理的价格，都需要做相当多的准备工作。虽说海汉以不差钱著称，但细节上依然保持着商人的价值观，逢交易必然会进行讨价还价，以此来表明自己对此的重视程度。
在施工进行到第十日的时候，杭州终于传回喜讯，已经搞定了都转运盐使司和盐课提举司的人，至于巡盐御史这个职位，目前浙江是空缺中，倒是为海汉省下了一大笔银子。
搞定了主管盐业的衙门之后，正在修建中的象山盐场便已经成功地得到了官方盐场的这个壳，而今后的出产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官盐。虽然为此要向主管衙门缴纳盐税，但这中间可操作的空间就非常大了。
举例来说，假设象山盐场的实际出产需要缴纳一万两银子到大明国库中作为盐税，那么只要海汉虚报产量，让其缩水到只需缴纳一千两银子，然后再备两千两银子去打点关节让主管官员闭嘴，这样里外里就能多赚不少了。海汉只要拿到了这个官方盐场的头衔，今后生产多少，上报多少，那可都是自己操作，利润的丰厚程度并不会比走私时期低多少。而本地生产所省下的大量运费，正好可以用来补贴给各个衙门烧香的花费。
原本烧香的对象清单中还有象山县衙，不过也已经因为王焕的表现而被杨运直接划掉了。在搞定了杭州的那两个主管衙门之后，就再无其他可以阻挡象山盐场项目的客观因素存在了，象山县衙的存在对盐场项目的实施也变得可有可无。除了舟山派过来的一个陆军连在这边维持治安之外，昌国卫也特地派来一个把总，带了一百来号人，驻扎在距离盐场工地一里之外的官道旁，充当保镖角色。
昌国卫之所以对此表现得特别积极，是因为指挥使严国伟希望能够得到部分地区的食盐行销权。他想利用自己在军中的便利条件，能够从此挤入到盐商的行业中。虽然海汉方面暂时没有答应他的这个申请，但严国伟也是老狐狸一只，故意派了部队过来守着这处工地，意思便是向外人表明，海汉这个盐场项目是昌国卫守着的，其他的闲杂人等就不用再过来凑热闹了。
杨运何尝看不出严国伟打的小算盘，只不过他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去跟严国伟慢慢交涉。反正昌国卫的人马又不消耗海汉的粮食，也没有扰乱工地秩序，杨运也就任由严国伟发挥了。
而对盐场项目感兴趣的又何止是严国伟一个人而已，杭州那两个主管盐业的衙门，各自便要去了一成出产的销售权，届时便会有他们安排的商人出面来与海汉接洽。而宁波知府曲余同在听说此事之后，自然也不会放过这种家门口的发财机会，当即就派人给石迪文送了信，希望能够从中分一杯羹。
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何况曲余同还是本地支付，于是石迪文大笔一挥，又划了一成的产出给曲余同包销。当然了，等盐场投产之后的真正产能，这些大明官员可未必能打探到，到时候分给他们包销的比例到底是多少，那也只有海汉这边才知道了。
时间进入八月，随着盐场项目的顺利进行，海汉在象山县招募到的劳动力也突破了五百人，全部投放到了盐场工地上，希望能够尽快让盐场投产。大量用于修建晒盐池的水泥陆续从福建方向运抵此地，虽然运费成本高昂，但总算是及时送达，没有耽误工期。
有问题——在浙江这边跟海汉人硬拼的人不少，其中甚至还有朝廷命官，但如今坟头草可能都比人高了。
而且王焕听说县衙余捕头的亲兄弟就在海汉的盐场工地上做工头，余捕头这几天都称病告假，不问可知，只怕他也已经在工地附近替海汉人当看门狗维持秩序了。
事实上县衙这帮人只要有门路的，大多都会主动去向海汉人示好，以求得到一个发财的机会。修建盐场这么大的工程，只要海汉人能从手指缝里漏些活出来，那多少也是一笔收入了。退一万步讲，海汉人如今在象山县落了脚，今后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早点笼络一下关系，日后也好相处。总不能全像县太爷这样，送上门的好处不要，非得犟着脖子硬要跟海汉人对着干。
虽然没人敢在王焕面前表露出这样的想法，但王焕其实也不难感受到县衙里的气氛并没有偏向于自己这边。但他又不敢自行跑去海汉的工地闹事，也只能对县城外的状况装聋作哑，假装并不知道海汉已经在县内开工。
杨运是真的没有把王焕当回事，他手上事情一大堆，哪里还有心思去管王焕的感受。从那天王焕拒绝了他的拉拢手段开始，杨运便已经将这个人从自己的社交对象名单中划掉了。对杨运来说，不愿与海汉合作的大明官员都可以当做透明人看待了，如果这其中还有胆敢与海汉作对的人，那么再通知安全部出面解决也不迟。类似王焕这种贪生怕死又装模作样要守名节的官员，杨运打算等盐场建设工程上了轨道之后，再看看能用点什么手段将他从知县这个职位上弄走。
海汉并不怕打交道的大明官员伸手，怕的反而是对方不肯收受好处。只要肯收钱，那其手中的权力肯定也会有一个价格，而海汉最擅长的便是拉拢大明官员进行权钱交易。像王焕这种不肯收钱的，最好的处理方法便是将其弄走，换个愿意收钱的官员来坐这个位置。
在象山这边紧锣密鼓开始施工的同时，海汉为了这个盐场项目也开始在杭州发动人脉，向主管盐业的衙门官员送去好处，以便能为象山盐场今后的出产争取到一个官盐身份。
这个工作显然不会像在象山县花钱征地那么轻松，要约见这些官员，议定一个合理的价格，都需要做相当多的准备工作。虽说海汉以不差钱著称，但细节上依然保持着商人的价值观，逢交易必然会进行讨价还价，以此来表明自己对此的重视程度。
在施工进行到第十日的时候，杭州终于传回喜讯，已经搞定了都转运盐使司和盐课提举司的人，至于巡盐御史这个职位，目前浙江是空缺中，倒是为海汉省下了一大笔银子。
搞定了主管盐业的衙门之后，正在修建中的象山盐场便已经成功地得到了官方盐场的这个壳，而今后的出产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官盐。虽然为此要向主管衙门缴纳盐税，但这中间可操作的空间就非常大了。
举例来说，假设象山盐场的实际出产需要缴纳一万两银子到大明国库中作为盐税，那么只要海汉虚报产量，让其缩水到只需缴纳一千两银子，然后再备两千两银子去打点关节让主管官员闭嘴，这样里外里就能多赚不少了。海汉只要拿到了这个官方盐场的头衔，今后生产多少，上报多少，那可都是自己操作，利润的丰厚程度并不会比走私时期低多少。而本地生产所省下的大量运费，正好可以用来补贴给各个衙门烧香的花费。
原本烧香的对象清单中还有象山县衙，不过也已经因为王焕的表现而被杨运直接划掉了。在搞定了杭州的那两个主管衙门之后，就再无其他可以阻挡象山盐场项目的客观因素存在了，象山县衙的存在对盐场项目的实施也变得可有可无。除了舟山派过来的一个陆军连在这边维持治安之外，昌国卫也特地派来一个把总，带了一百来号人，驻扎在距离盐场工地一里之外的官道旁，充当保镖角色。
昌国卫之所以对此表现得特别积极，是因为指挥使严国伟希望能够得到部分地区的食盐行销权。他想利用自己在军中的便利条件，能够从此挤入到盐商的行业中。虽然海汉方面暂时没有答应他的这个申请，但严国伟也是老狐狸一只，故意派了部队过来守着这处工地，意思便是向外人表明，海汉这个盐场项目是昌国卫守着的，其他的闲杂人等就不用再过来凑热闹了。
杨运何尝看不出严国伟打的小算盘，只不过他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去跟严国伟慢慢交涉。反正昌国卫的人马又不消耗海汉的粮食，也没有扰乱工地秩序，杨运也就任由严国伟发挥了。
而对盐场项目感兴趣的又何止是严国伟一个人而已，杭州那两个主管盐业的衙门，各自便要去了一成出产的销售权，届时便会有他们安排的商人出面来与海汉接洽。而宁波知府曲余同在听说此事之后，自然也不会放过这种家门口的发财机会，当即就派人给石迪文送了信，希望能够从中分一杯羹。
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何况曲余同还是本地支付，于是石迪文大笔一挥，又划了一成的产出给曲余同包销。当然了，等盐场投产之后的真正产能，这些大明官员可未必能打探到，到时候分给他们包销的比例到底是多少，那也只有海汉这边才知道了。
时间进入八月，随着盐场项目的顺利进行，海汉在象山县招募到的劳动力也突破了五百人，全部投放到了盐场工地上，希望能够尽快让盐场投产。大量用于修建晒盐池的水泥陆续从福建方向运抵此地，虽然运费成本高昂，但总算是及时送达，没有耽误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