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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既然借了法援中心这个招牌壳子做生意,那就迟早真得“援助”一些失足又贫困的男男女女。

    这也没啥好郁闷的,人家正牌开律所的大律师,每年都有司法局摊派的法援指标呢,何况冯见雄个暂时还没执照的。

    这种事情,在冯见雄还只求财、不求名的原始积累阶段,或许可以混一混。但到了他需要借助媒体,把个人的名声打出去的时候,就必须注意了。对商人而言,形象的重要程度,有时候也不比政治家低多少。

    幸好冯见雄有准备辩论赛这个借口要忙,所以那天把跟权此芳订下的“现场法援”纪录片素材采集预约,推到了两周之后。

    这段时间,冯见雄难得回到了认真对待比赛的状态中来,天天课也不上,就跟另外三个妹子队友泡在一起,切磋辩题,砥砺口才。

    半决赛定在9月9日,一个周六。

    对手是金陵大学,要到金陵大学的主场去比。

    央视方面也会派节目组来拍摄这一台比赛,简单剪辑处理后,放在周日晚餐时间,在央视10套上转播。

    比赛的辩题已经抽完签,是“智能手机的出现究竟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冯见雄这一方抽到的又是反方,也就是“弊大于利”。

    这个题目按说定得有些取巧,因为去年、也就是05年的国际大专辩论赛B组(给不以汉语为母语的外国大学比的组)决赛就已经用过类似的题目。

    当时的辩题叫“手机技术的进步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辩论双方是正方“HAN国外国语大学”和反方的“京城语言大学”。

    (注:不是“北外”,北外绝大多数都是给中国人读的,而“京城语言大学”的外国留学生比重高很多,侧重于“教来华的外国人学汉语”。也因此“京城语言大学”在参赛时,选送了全部四名学汉语的留学生组队,当时符合了赛事主办方定下的“B组只允许以非汉语母语人员参赛”的规则)

    那场比赛,最终是棒子方面获胜,夺得了B组冠军,而且当时比分差距比较悬殊。赛后大家评议,也都觉得这个题目的正反方不是非常平衡,也就给外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玩玩票还行,肯定是不配作为顶尖的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比赛的题目的。

    但是时过境迁,或许是因为某些蝴蝶效应,本时空乔老贼的IPHONE发布时间比历史同期提前了几个月,导致了如今2006年三季度末,地球上已经有了“智能手机”的概念。(只是发布,也就是样机展示、宣传,并没有正式发售,发售还要半年)

    于是乎,今年的国内赛事主办方略微偷了个懒,把题目稍微平衡了一下,从“手机技术的进步”改成了“智能手机的出现”,然后让参赛选手辩论利弊——因为经过去年的国际大赛,谁都知道“手机技术的进步”肯定是好的,已经没得辩了。但是对于“某一项或者某一类具体的手机技术创新,究竟对人类是好是坏”,那还是可以存疑的。

    毕竟某一款具体的产品,开了历史的倒车,祸害了人类,那都是历史上常有的事儿,这时候就看双方辩手谁更敏锐,能够具体地抠细节驳斥,所以辩题的正反方平衡应该做得比去年的旧题好了不少。

    冯见雄心无旁骛的准备比赛,本以为就剩这么几天了,应该不会再出变故。

    谁知,江南卫视那边,明明说好了赛后再补充采访法援事迹,临到眼前却又变了卦。

    ……

    这天已经是周四,中午时分。周六就要比赛了。

    法援中心的活动室里,虽然口舌纷纷吵闹非常,氛围却是前所未有的专注。只有冯见雄和其他三个队友在那儿磨合辩题,揣测模拟敌情。

    法援中心的正常业务,也几乎停顿,其他人纷纷被赶走,压根没来开工。

    只有史妮可,因为这天恰好生意上也没事情,而法援中心又到了要出摊的日子,妹子就主动请缨去了区里的看守所揽活儿。

    史妮可还是很珍惜一切学习锻炼机会的。她也知道自己跟着冯见雄厮混,商务类的法律实务素养成长很快,但刑事、行政诉讼方面几乎积累不到什么经验。而法援中心这边很多时候逮到给穷人嫌疑犯打官司的机会,就能很好补全这块短板。

    这边,冯见雄和队友们饭后喝着消食的红茶,一边讨论战术,史妮可的电话却打了进来,冯见雄随手就接了。

    电话另一头的史妮可声音有些惊悚,似乎遇到了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雄哥,刚才区看守所出了个大案子,一个等待起诉的嫌疑人突然情绪失控拿手铐还有不知啥的东西,挟持了另外一个看押的人当人质。

    然后不到10分钟江南卫视的记者也来了,简单采访了看守的警员还有……还有我们这些出摊的法援人员、到这里揽活儿的律师。我还见到了那天采访过我们的权小姐,她还问咱法援中心为什么就我这么一个不专业的在……”

    冯见雄听得对方有些语无伦次,不由也有些焦躁:“你长话短说,到底关我什么事?你不知道我在准备比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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