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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配充军,至于会是那种结果,完全看官员的喜好,看事情闹得大不大,一旦闹大了,闹到乾隆面前,这个商人基本上就拉倒了。

    总之就是,在清政府的管理下,十三行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权力却没有增加,导致越来越没有经营下去的必要了。康熙、雍正年间的贸易情况还算好,潘家赶上了好时候,潘振承做了几十年总商,那时候权力相对较大,报效相对较少,让潘家积攒下了上千万的家产,可乾隆年间,尤其是乾隆晚期,貪官实在是太多,贪的又实在是太狠,就让十三行有些撑不住了,基本上倒闭破产和发配的老行商,都是乾隆年间的。

    周琅首先向俩人保证:“你们知道,我是一个海寇。在我眼里是没有士农工商之分的,今天士人,明天农人,后天商人,人就是人,哪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人只有好人和坏人,做好事的是好人,做坏事的是坏人。只有良民和刁民之分,遵纪守法的是良民,作奸犯科的是刁民。仅此而已。我请你们来呢,是想商量出一个恢复贸易的办法。你们不用着急,我也不会强迫你们继续做行商,其实我也不打算设立十三行了。以后就只有普通商人,谁都可以跟洋人做贸易,只要照章纳税,官府不会干涉。”

    周琅表态完,也许是诚意打动了他们,也许是想博一下周琅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或者赌一下周琅能在广东站住脚,俩人第二天恢复表示愿意继续出面经营。

    周琅这才继续跟他们讨论,这次还请来了英国、荷兰、法国等商馆的代表,大家坐在一起集体讨论,繁荣贸易,必须是贸易双方的利益都照顾到,否则这贸易是做不长的。这谈不上谁管理谁的主权问题,没有尊严成分在内,都是平等的贸易关系。在扩大贸易这个目的上,大家是利益共同体。周琅还请来了亨利皮特,授命他为中国(东印度)公司的代表。也参与贸易章程的讨论。

    这一讨论就是十几天,一口通商存在几十年的弊端都被翻了出来。

    会议的结果行商也好,洋商也好,都很满意,甚至说期待,因为周琅的态度是洋人在中国从来没见过的,也是行商们在中国官员身上从未见过的,没有高低贵贱的观念,对谁都能平等的交谈和沟通,而且十分认真的听取大家的意见,尤其是这一点,普通人不在乎,越是有身份的越是在乎,因为这东西叫做尊重。

    周琅同意洋人提出的,废除各种陋规的要求,那种类似于勒索的,完全不透明的收费方法,实在是让他们风险太大,本来预计可以盈利的一次贸易,有可能因为官员胃口突然变大而亏损。

    周琅承诺,以后关税征收会变得透明,这点进行过福建贸易的都应该清楚,虽然税率卡斯比广州要高,但很透明,多少就是多少,没有额外收费,不会因为海关监督过生日,突然增加收费。如果税率更改,也一定会公示。

    对行商表示,会开办一家专门给商人提供借贷的机构,利息会很低廉,一个月以内的短期融资会压低到一厘(百分之一),而他们之前的月息往往高达六厘(百分之六),加上利滚利,行商们借贷的成本往往在3分(百分之三十)道5分之间,大清律例规定的最高利润是36%,这已经算是高利贷了,同时期英国借贷利润已经压低到了10%以下,这就是拥有完善和发达的金融市场和没有完善金融市场的区别。

    当然这家信贷机构,不会只服务于十三行商人,而是面向所有商人的。

    结束跟十三行和洋商的讨论之后,周琅制定出了一系列新的制度。

    大体上沿用了在福建施行的制度。

    以简单税率为主,但增加了更多,覆盖面更广的征税对象。

    在福建,之前除了茶叶税外,只征收固定的进港税,这相当于对大多数商品没有征税,征税对象是茶叶和商船,尽管经济链具有传导效应,这些成本会摊派到其他商品上。可周琅现在要的是增加税收,所以多一个名目就多一种税收。

    这是短期考虑,长期考虑则是,征税对进出口产品具有调节作用。比如对非必需品、奢侈品加重税,可以有效遏制这些非必需品的进口,在不影响大多数人生活品质的情况下,降低货币外流,让贸易向更有利的方向发展。

    不过由于征税成本,和监管难度问题,周琅还是没有开征那些有大量人为操作成分的税种。茶叶为什么征税,因为茶叶贸易建立了标准化模式,出口的都是一箱一箱的茶叶,标准箱是五十斤。其他商品则大多是散装,除了鴉片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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