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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疆的对越厮杀,正处于激烈胶着。

    北国的京城却丝毫感觉不到那种紧张。

    或许最能让部委官员们直观受到的影响,就是随着国家决定撤军控制战争规模、把一些鹰派人设的人才,从外交部下放到了其他外事部门。

    长安-街上,一机部办公大楼内,外事局局长办公室。

    局长同志扶着黑框眼镜、端坐在办公桌前,拜读周部长让秘书转发的一份报告。

    打报告的单位正是钱塘制氧机厂,内容也正是顾骜指点陈思聪写的那些。

    周部长转发之前,圈阅了两句话:“在国家专心经济建设、缩减军工订单的困难时期。外事单位应积极协助企业、寻求对外技术合作、及军转民应用场景。在不违反国家敏感技术出口的前提下,最大化创造经济效益与出口创汇。”

    这个圈阅,说明周部长已经结合中央精神,准备在这一块立典型了。

    周部长在部里根深蒂固,1952年国家建部时,他就是部里的一位局长了,此后近30年一直在部里工作,在部长位置上也干了十几年。所以大家都习惯了绝不质疑周部长的决定。

    改开初年,百废待兴,具体到国家的机械工业领域,政绩主要有两块:

    第一块就是传统的民用科技逐步发展、实现更多产品的国产化/自给自足/出口创汇。

    这块工作非常繁杂,体量也大,等闲弄出上亿美元的额外出口额,在一个国家部委的层面,也很难算突破性的政绩。(当时国家一年的外汇储备才不到十亿美元,每年外贸收入大概二三十亿美元。到80年代末这个数字大概可以涨10几倍。)

    第二块,就是军工订单的转民用、以及去敏感后谋求对外出口合作。如果是搁在兵器工业部(60年代叫三机部),这块工作是绝对的重中之重、是主流。但一机部没有那么多涉军技术,体量相对较小,工作任务也轻一些。但如果想树典型,依然是很有看头的,是个出政绩的好地方。

    局长感受到了周部长的决心,他自己也就充满了干劲。

    “让小包来见我。”他让秘书打了个内线电话。

    不一会儿,包丞丞就到了。

    “局长,您找我?”

    局长随和地问:“钱氧这几份报告的可行性,你怎么看。这厂你应该也熟,当年我就带你去过。”

    包处长显然是提前知道陈思聪会上书,所以预习研究过了,了解得挺透彻:“我觉得可行性很不错,但有些风险也不能不考虑,具体操作时应该注意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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